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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学术思想之渊源与特质


  中国早在三千多年前,周公制订礼乐制度,已然奠定了中华文化注重“人文精神”之特质。稍后,诸子百家更为民族开拓了多元而灿烂的学术思想格局。其中,又以儒、道两家为大宗。降及东汉,佛教传入中土,至于隋、唐,而释学鼎盛。自此,儒、道、释三家的学术思想,在神州大地,形成了鼎足之势。然而,以孔、孟思想为宗,而揭橥“人本”,强调“伦理”,倡导“道德”,而充分突显其“务本尚德”之教化精神的“儒学”。自汉孝武皇帝宣示“独尊儒术”,加之以后起诸多朝代之推崇,逐渐成为士子们所普遍宗仰,而蔚成中华民族学术思想与生活文化之主流。


  概略而言,两千五百多年前,儒家的宗师孔子远绍尧、舜以来,古昔圣哲观察于天地自然,所呈现“有条不紊”的所谓“天道”之理律,而让万物“生生不息”的精神。将之推衍、转化,而建构成为世人“立身处世”、“待人接物”,乃至于“为学”、“为政”…等,所当遵循的“人道”。《中庸》载:“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换言之,孔子的学术思想,乃本诸古昔圣哲的智慧与经验之结晶,而将“天道”转化为“人道”,所建构的一种“顺乎天,而应乎人”之学术思想。孔子殁后百余年,于群雄争霸、百家齐鸣的战国时期,孟轲奋起,而以“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为己任,终能维系“孔道”于不坠。


  《易·序卦》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是故,孔、孟所倡导的“儒学”,首先强调“人、我关系定位”的所谓“伦理”,进而标榜落实“立身安命”,并“维系人际伦常”的“道德”作主轴。据此,而推衍出以“诚”为一切言行的原动力;以“孝悌”为立身处世的根本;以“礼义”为待人接物的准则;以发挥人类爱心极致的“仁”,为众德的无尚标的。并倡导“中和”之道,作为世人言行节度的指导原则。借以引导、鼓励世人经由“修己”的所谓“内圣”功夫,而达到“安人”的所谓“外王”之理想。


  清世宗于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二月,诏谕礼部,云:“朕惟孔子,以天纵之至德,集群圣之大成。尧、舜、禹、汤、文、武,相传之道,具于经籍者,赖孔子纂述修明之。而《鲁论》一书,尤切于人生日用之实。使万世之伦纪以明,万世之名分以辨,万世之人心以正,风俗以端。若无孔子之教,则人将忽于天秩、天叙之经,昧于民彝物则之理。势必以小加大,以少陵长,以贱妨贵,尊卑倒置,上下无等,干名犯分,越礼悖义,所谓『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其为世道人心之害,尚可胜言哉!”雍正皇帝推崇孔子之教化精神,可谓言简而意赅。


  一种学术思想,其价值之高下,我们除了评量其对人类所能提供的实际贡献如何外,最要紧的,是评估其“合理性”(Rationality)、“可行性”(Feasibility)、“普遍性”(Universality)与“前瞻性”(Prospectively)如何而定。我们审视以孔、孟思想为核心的“儒家学说”,可以很清楚地发现,其本末分明,纲张目举,而条理井然。它所呈现的,是一种合乎逻辑,而生活化,平实可行,且具前瞻性的道理。《中庸》载: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朱子注云:“道者,率性而已,固众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远于人。若为道者厌其卑近,以为不足为,而反务为高远难行之事,则非所以为道矣。”可见,孔、孟所倡的“大道”,原本就是一种,人人能知,个个能行,平实而普遍,且与时俱进的日用常行之当然道理。


  两千多年来,儒家的学术思想,不仅被中国历代以来无数的知识分子引以为立身处世之圭臬,其精神,还被广泛地应用在政治、教育,甚至于文艺、经济…等方面,也都能发挥其最直接而有效的指导功能。儒家教化所突显的“务本尚德”精神,更成为中华民族历经狂澜而不倒的精神砥柱。长久以来,儒家的学术思想,甚至于影响了周边的国家,如:韩国、日本、越南、新加坡等,而形成所谓“儒家文化生活圈”。



儒家“务本尚德”之教化精神,是化解当前所谓“全球化”所衍生的弊端之不二法门


  儒家之教化,就“个人”而言,在引领世人追求“精神生命臻于永恒”的所谓“天人合一”之境界;就“群体”而言,期能教导人类发挥“民胞物与”的襟怀,让世界臻于“大同”之理想。整体而言,儒家的教化,充分彰显其“务本尚德”之精神。简言之,“儒学”是一门“顺乎天理,应乎人情”,体系完善、亘古常新的学术。同时,也是一门教导世人了解“人为何而活?”,并指导人们“如何才能活得充实、愉悦、和谐而有意义?”总之,以孔、孟思想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诚乃诸多人文科学中,“放诸四海而皆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的最了不起智慧。


  儒家之教化所突显的“务本尚德”精神,析而言之,“务本”,旨在教人要“知本”、“立本”、“固本”,而不可“忘本”。《大学》载:“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长久以来,炎黄子孙在儒家“务本”思想的薰沐下,无论是传世于域内,抑或播迁至于海外,在日常生活的习俗中,多能体现“知本”、“立本”、“固本”而“不忘本”的“务本”精神。此一“务本”的精神,除了彰显儒家教导世人,凡事必须以“人”的问题,作为最根本的“首要”问题来考量的特质外。并进一步教导世人,“心性”乃“人”的根本所在。而指引世人,务必先充分发挥与生俱来的“善根性”,以提升自我的“品格”。同时,要进一步,善加维系个人与家庭及宗族的血脉亲情,从而,促进社会、国家之融洽,乃至于全人类之和谐。《论语·学而》载: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就是这个道理;儒家所倡导的“尚德”精神,则在教导世人,笃“孝”而行“仁”,秉“诚”以遵“礼”,持“忠义”而守“节操”。盖儒家为因应繁复的人事关系,而提出诸多的“道德”规范。其中,虽有所谓“大德”与“小德”之分,实乃立身处世及治国平天下的“大原则”,与日用常行之待人接物“所当把握的言行节度”之别耳。《中庸》载:“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朱熹注云:“小德者,全体之分。大德者,万殊之本。”儒家此一“尚德”之教化精神,终成中华“民族正气”之代表,亦维系民族命脉之“魂魄”。让中华民族虽历经了诸多朝代的更替分合之磨难,与外寇之欺凌。迄今,犹能巍然屹立于世,所依凭的伟大精神力量。


  总之,“儒家学说”及其“务本尚德”的教化精神,不仅成为十四亿中国人的核心思想,甚至于,广为诸多国家所肯定。被誉为近代以来最伟大史学家,之英国伦敦国王学院教授、阿诺尔得.约瑟夫.汤恩比博士(Arnold Joseph Toynbee 1889~1975),在一次国际会议中,就指出:“解决二十一世纪,整个世界社会问题,要靠中国之孔、孟学说,与大乘佛教。”此外,1988年,七十五位诺贝尔得奖主,于巴黎所发表之“联合宣言”中,更直言:“二十一世纪之人类,要生存下去,必须回归到两千多年前,汲取孔夫子之智慧。”诚不诬也。尤其是,正当人类面临科技急遽发展,而人文精神遭受严重挤压的所谓“全球化”时代,提升“人文精神”之教化,其必要性,不言可喻矣。


  【来源:摘自《纪念孔子诞辰25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六届会员大会论文集·儒家的教化精神在“全球化”时代的角色定位》;作者:方俊吉,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台湾高雄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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