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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梦想始终是人类心中不灭的明灯。习近平主席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多次提及“天下一家”的观点,为世界人民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他指出:“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天下一家’,主张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憧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美好世界。”“世界各国人民应该秉持‘天下一家’理念,张开怀抱,彼此理解,求同存异,共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这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核心内容。反观传统,不难看到,“天下一家”思想是中华民族的卓越文化创造。中国古代经典《礼记》中的“圣人乃以天下为一家”、《论语》中强调“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及汉代的政治话语体系中多次用到“天下一家”一词,荀悦《汉纪》中多次说到这句话。如上可见,习近平主席阐释了“天下一家”思想的三个主张——“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


  “民胞物与”思想出自北宋张载的《西铭》。张载认为“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相较于传统儒家的仁爱观,张载《西铭》扩大了“仁”的实践范围。首次明确提出“民胞物与”的理念,把自然万物都视作人类的朋友。这种善待自然万物的情怀,是儒家从限于人类说仁爱到不限于人类说仁爱转变的结果,是张载对仁爱观的发展。二是扩大了“孝”的实践范围。《西铭》充分肯定孝顺生身父母是孝子应尽的伦理责任。首句“乾称父,坤称母”,显示作者把“乾坤”或下文所谓“天地”视作人类的“父母”。《西铭》还依据《诗经·周颂·我将》“畏天之威,于时保之”的诗意,把人子的孝行扩大为人类对天地父母行孝,也就是尊崇和敬畏天地父母,从而为“孝”注入了神圣性,使“孝”成为信仰的一个重要维度。《西铭》也实现了对早期儒家强调仁爱的血缘根据,主张爱有差等观念的突破,重视仁爱的宇宙根据,以谋求平等之爱。《西铭》所谓“民胞物与”,与张载在《正蒙》中提出的“爱必兼爱”完全一致。张岱年先生指出,张载的仁爱观“综合了孔子的仁与墨子的兼爱”,他所谓“兼爱”是有进步意义的。“民胞物与”和“爱必兼爱”理念,对早期儒学而言真可谓石破天惊,是对传统仁爱观的突破。《西铭》把宇宙视作一个大家庭,一切人或物都是这个大家庭的平等成员。张载倡导平等之爱,但并不排斥差等之爱。这两种不同层次的爱,可为区分社会公德与个人及家庭私德提供传统资源。张载的“民胞物与”思想同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四为句”一起,对于传统士人精神境界和理想人格的塑造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协和万邦”的思想是尧提出来的。中国自古就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地区之一,加之族群众多,在上古时期,就已经是小邦林立。中国原始社会的鼎盛时期是尧舜时代,鉴于当时“天下万邦”的社会现实,尧提出了一个道德理念:“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尚书·虞夏书·尧典》)。即主张先由家族和谐,扩展到社会和谐,乃至不同邦族之间的和谐。“协和万邦”由此成为中国文化的基因与核心价值之一。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在5000多年的文明发展中,中华民族一直追求和传承着和平、和睦、和谐的坚定理念。以和为贵,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理念在中国代代相传,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精神中,深深体现在中国人的行为上。”“中国的先人早就知道‘国虽大,好战必亡’。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积极开展对外交往通商,而不是对外侵略扩张;执着于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而不是开疆拓土的殖民主义。”“协和万邦”的理念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和“大一统”国家的建立。


  “天下大同”思想出自《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是谓大同。”在传统社会,“大同”是儒家所倡扬的“人人为公”的理想社会形态,也是历朝历代仁人志士所孜孜追求的目标。“天下为公”作为大同社会之纲,是一个贤良在位,讲究诚信和睦的社会,有着平等友好的社会关系,财富大家共有,人人皆需为全体成员的利益而工作。人们充满互助与友爱,社会的弱势群体生活有保障,社会秩序良好,人人安居乐业,身心愉悦的健康成长,有良好的社会公德。近人康有为的《大同书》继承了这一思想,在如何构建“大同”社会时康氏说道,“大同之道,至平也,至公也,至仁也,治之至也,虽有善道,无以加此矣”。孙中山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民生主义”“天下为公”的思想,其中就蕴含了大同理想,他认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孙中山所提倡的“天下为公”四个大字被雕刻在旧金山唐人街的入口牌匾上,向全世界宣示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天下大同”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成为“仁人君子”的共同理想。


  从儒家提出的“民胞物与”“协和万邦”,最后达到“天下大同”的理想,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重要支撑。若站在全球化的社会远景的角度,儒家先哲在中国哲学语境下追求的大同社会并不是一种乌托邦或浪漫主义式的社会形态,而是一种符合理性的、开明的和人道的策略。“从本有理论内质来看,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与儒家大同理想有近似之处,都以追求人的解放和幸福为目标;哲学上两者都是人学而非神学,都讲对立统一、与时俱进、变化日新;社会治理上都重视民众力量;在群己观和义利观上,皆提倡先人后己、以义导利等等。”作为在传统社会的一种美好理想寄托,大同理想与西方社会从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世纪思想家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西欧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关于未来社会的“和谐制度”、以及人本主义者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关于“自然人”之间的“平等”和“爱”,其中的精神显然是相互融通的。新时代,中国与世界,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世界向何处去?发展路在何方?人类以怎样的姿态和步伐迈向未来?习近平主席立时代之潮头、发思想之先声,将传统儒家“天下一家”的思想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为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


  总之,习近平主席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儒学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既源于中国实践,又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共在、和合、中道、大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重要传统哲理渊源。可以相信,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在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过程中,这些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依然保有不竭的能够转化为、榫接上现代人类思想理念和社会生活的文化生命力,成为最终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重要思想保障和不竭的精神动力!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认为,世界各国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分歧矛盾,也免不了产生这样那样的磕磕碰碰,但世界各国人民都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拥有同一个家园,应该是一家人。”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有一个家园。“天下一家”的理念和智慧,源自中国,属于世界。只要全世界人民锲而不舍、驰而不息进行努力,充分认识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意义,“天下一家”一定能够实现!


  【来源:摘自《纪念孔子诞辰25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六届会员大会论文集·从“万物一体”到“天下一家”——“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传统儒学底蕴》;作者:魏涛,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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