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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对天下大同的期许有深厚的本土资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自己要发展,别人也要发展,损人利己不是仁道政治,一国之内如此,国家之间也如此。“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论语·尧曰》)政治上的审慎、法治政府、责任政府是内政所需;扶危持颠、公道正义是国际社会的人道之举。“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尚书·尧典》)和睦和谐不仅是一国之内国民的追求,也是人类社会共同的目标。至于《墨子》之兼爱、非攻,《礼记·礼运》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更是尽人皆知。


  我国先哲言政治,皆以“天下”为对象,此百家所同也。“天下”云者,即人类全体之谓,当时所谓全体者未必即为全体,固无待言。但其彀的常向于其所及知之人类全体以行,而不以一部分自画。此即世界主义之真精神也。……《春秋》之微言大义,分“三世”以明进化轨迹:第一,“据乱世”,“内其国而外诸夏”;第二,“升平世”,“内诸夏而外夷狄”;第三,“太平世”,“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


  梁启超认为世界主义是中国政治思想三大特色之一。春秋公羊学所谓“内其国而外诸夏”只是“所传闻世”(据乱世)的天下秩序观,“据乱世之诸国,各自以己国为内,而于他国,则虽诸夏之族,亦摈斥之。此以国家思想为根核,而一切政教皆本之也。在万国竞存之时,必内自固,而不可妄启事于外。故云先详内而后治外。”这种本国利益至上的观念是天下秩序的最低形态;更高层次的所谓“内诸夏而外夷狄”虽有文明程度上的夷夏之分,也只是“所闻世”(升平世)的天下秩序观,而“至所见之世,著治大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详。”这才是天下秩序的最高形态,也就是《礼记·礼运》中的天下大同或康德所谓人类的“永久和平”。中国古代的世界(天下)秩序观是循序渐进、不断提升的发展过程,而非费正清等人所理解的所谓朝贡体系或中华意识。


  【来源:摘自《纪念孔子诞辰25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六届会员大会论文集·关于所谓“中国的世界秩序”的再探讨》;作者:张允起,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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