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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康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根基
发布日期:2020-01-10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关系理念包含着古老智慧的新运用。中华民族很早就认识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其中的“天下”理念和“大同”信仰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即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深厚的文化根基。


  尽管把周王朝通过“封土建侯”组织起来的“建国君民”统治秩序同今天的国际秩序进行类比,显得有些牵强附会,但并非完全没有可比性。若我们把诸侯国看作是相对独立的政治、军事、经济实体,周王朝慢慢抽象为道义性、抽象意义的存在实体,类比出的共同性似乎就能更多一些。如今的“联合国”作为超国家的组织存在,更多地作为倡议和谴责的舆论主导——不为个别大国把持时还能保持其中立性和国际道义性的象征。从国家内部来说,与“家国”相区别,如今“天下”的国家绝大多数为政党组阁;很多国家之间不存在由“近亲”或“血缘”构成的等级关系,名义上各国之间是平等的、自主的。不过,由“礼制”规范的关系,若作适当的调整,为今借鉴当是可能的。


  传统“天下观”其实给现代人提供了一种更宽阔的视野、更宽广的胸怀来观察和处理世界大势、全球问题。因为贯彻其中的乃超出家国的“大道”,并非仅仅适合于本国本民族的“道”。根本的一个字是要做到“公”,需“不独亲其亲”,达到无遗漏的“皆有所养”才是目标之所在。非常令人遗憾的是,当今的“国家”名义上大家处在相互平等的位置,而实质上成员国并未享受到真正平等的礼遇。究其因,一些国家并未放弃人性中自私自利的一面,且往往假借“国家利益”,行民族国家之私、垄断集团之私。传统儒家所以不断明辨何为正确的“义利观”,非议“霸道”,立足“王道”,并不主张把义与利断然分开,认为国家不能以私利为利,而要以大义为利,以长久之利为利,以大范围之利为利,突破家国限界。在“天下为家”的传统社会里,这种理想无法转化为现实蓝图。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的“环节”缺失(只有君主和皇帝一家一姓可能具备条件),士大夫和平民百姓仅仅可作为理想的“修持”。近代意义上的政党、国家一定意义上超越了这一传统,但仍存在阶级的束缚、民族的狭隘、国家的制约成分,很难企及“天下观”的理想层面。真正“立党为公”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以人类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目标,通过不断的自我革命焕发生命力,其视野和胸怀则具备大道为基、天下为念的主观担当——中国共产党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被写入联合国有关文件,表明它已经转化为人类道义的旗帜,称其为新的“天下观”当不为过。


  世界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讲到类似的话:中国把各民族统一在一起的几千年经验,可以为形成一个统一的和平世界提供诸多启示。的确,与那些单民族组成的国家不一样的是,中国确实在多民族融合方面做得比较成功——“多元一体”,多民族融合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体。这也是我们今天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自信出发点。我们历史上不仅倡导“四海一家”,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和睦共处,羁縻自治也好,改土归流也好,中央政府的权威在联系极不方便的传统社会能维护炎黄各族、华夏儿女成为一体。这既有血脉的因素、地缘的因素,同时主要靠文明的内在吸引力凝聚而成。政权本身亦不总是汉民族主持,一些少数民族发展起来、接受了先进文明,照样可以入主中原,问鼎社稷。当然,我们今天讲的“中华文化”,也不都是汉文化,它本身包含着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创造成果。中华文明长期在世界历史上处于前列,其中心部位甚至对周边形成强大的向心力,不能不说与它本身即处在时时更新、吸收外来文明之中有关。不只有民族文化的交融,各家各派的思想文化也相互吸收、借鉴,成为整体“中华文明”的一部分。


  “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中华文明”,其最高层的概念即为“道”——亦为中国哲学思想的核心价值理念。它表明,中华文明是主讲道义的文明形态,道德价值在其中占有中心地位。在中华民族大家庭内部,处理民族间的关系并不总是诉诸于武力,而往往延续了和谐的“礼制”传统,通过和亲等方式维护“一体”框架的支撑。在中华民族作为整体与其他周边小国的关系上,“朝贡”贸易虽然被现代学者指责为“不平等”关系,但此种苛求或许并不能理解它在维护东亚和平秩序中的作用。战争,并不是中华民族处理矛盾的“优选”,“慎战”乃基本的态度。即使诉诸于战争,亦把政治的考量放在第一位;对军事问题的谋划,从来都是从国家战略的高度认知和掌控,少有单纯的军事主义、武力主义。尤其是伦理道德、善恶道义融进军事活动中,制约战争的性质和目的、手段,始终将人道高高擎举,使五千年文明绵延不绝。有了此“道”,才能持久不息。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能够长期生存、发展的根本基因,也是我们今天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智慧源泉。


  【来源:摘自《纪念孔子诞辰25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六届会员大会论文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优势及文化根基》;作者:朱康有,国防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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